专题报道
微头条
史海钩沉:古来贤者皆纪事 诗歌亦是春秋史

  想要探求诗与史的关系,或许可以从它们本身的定义入手。

  首先,历史作为一个名词,主要包括三种解释:其一,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其二,沿革、来历;其三,过去的事实。如果我们仔细推敲的话,当能发现这三种释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正是因为有过去的事实,才能讲得清来历、看得清沿革,而当它们得到系统梳理的时候,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自然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至于我们对诗歌的解释,通常是这样的——“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形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换而言之,诗歌的属性决定了它必然要记录时事,反映社会现实。由此可见,历史和诗歌在“时事”这一点上是有交集的。

  历史上,主张将诗和史结合在一起的人有很多,比如三国时期开创建安文学的曹操、唐代倡导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但要说结合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非杜甫莫属。杜甫的诗歌在文学史上向来有“诗史”之称,足见它的现实意义和史学价值。当然,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一方面,杜甫经历了唐代社会发展最富庶的时期,这从他的《忆昔》一诗里可以看得出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即便文白有别,但我们读这八句诗,依然可以想见开元年间的盛世之貌。另一方面,杜甫也见证了这个王朝的衰败,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从治世到乱世,这样的起伏落差,给诗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想来,若没有这番大起大落,杜甫也很难成长起来。或许,他会同其他读书人一样,成为封建统治的鼓吹者,而不是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名垂后世。

  事实上,作为杜预和杜审言的后人,杜甫有着很好的家世,他也一度沉迷于此,将之当作炫耀的资本,这在他早期创作的诗歌里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包括一个人的价值观。见得多了,见得真了,杜甫在创作诗歌的时候,由炫耀显赫家世升华为抒发爱国情怀。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既体现了诗人心路历程的转变,也体现了时局的转变。显而易见,这种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

  公元746年,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梦想,三十五岁的杜甫来到长安,想要在朝中求得一官半职。然而,事不从人愿,由于奸臣当道,他将身子弯到了尘埃里,也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职位,最后不得不依附于权贵做一幕僚,美其名曰“宾客”。在长安的那些年,他的诗歌是充满功利性的,每次在投递自荐信的时候,开头总要用华丽辞藻称赞那些他内心里或许瞧不上的人,希望他们可以推荐自己,可还是屡屡碰壁。跌跌撞撞将近十年,他方始谋得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小官职。这官职听着好听,其实就是给器械库看管钥匙的。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等待他的是一个噩耗——未满周岁的儿子饿死了。对比帝王权贵的奢靡生活,杜甫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有了愈发清晰的认识。冯至先生在《杜甫传》里有这样一句形容:“想到这里,他的忧愁已经漫过终南山,弥满天下了。”皇帝昏聩,奸臣弄权,日趋腐化的政治生态,如钝器击打着杜甫的心灵,推着他在诗歌的王国开辟出一片新的疆土,也让他变成了一个秉笔直言的“史官”。

  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很快便攻到长安。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纷纷夺路而逃。然而,天下皆乱,哪里还有净土呢?杜甫将妻儿送至白水舅舅家,还没得到喘息,紧跟着又开始举家流亡。兵荒马乱,慌不择路,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九死一生。杜甫在颠沛流离之际,看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用自己的诗歌把这些苦难的样子进行了高度的还原。在此期间,他所写下的诗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现实,为后人考证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我们熟知的“三吏”、“三别”,以及多首写于陇右的诗作。如果说之前的诗与史还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那么这一刻,它们已然融会贯通。

  同时,杜甫诗中的刻画在一定程度上还弥补了正史的不足,比如他写蜀中乱象的《绝句三首》:“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他将史家未必会留意或顾及颜面不敢写的官军暴虐之相和百姓流亡之苦一一呈现于笔端,字字泣血,句句戳心,为后世读者还原了一段真实而惨烈的历史。

分享到